沉吟良久，病容满面的张学良才开口道：
“以目前时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现在中央的意思是力避冲突，调兵恐怕不妥。还是那句话，万事不得抵抗，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浇个透心凉。他原以为千里之外跑来陈情，少帅起码能给个灵活的应对之策。谁知少帅不但不发一兵一卒，扔给他的还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紧箍咒。一阵绝望、怨艾从心头升起。
王以哲弄不明
白，自进驻北平后，少帅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东北基业可是大帅几十年风风雨雨创下的啊！难道你少帅愿意看着它沦入日本人之手？更何况你少帅当初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不就为抵抗日本人c手东北事务吗？而且大帅死于日本人之手，东北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王以哲虽不能说草莽出身，但毕竟身在关外，尚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军事与政治那种互相缠绕、互相挚肘、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也不可能了解到，攻于心计的蒋介石为迫使张学良俯首听命而采取的种种政治权谋和外交手腕，自然也就难以真正理解张学良当时的苦境。
张学良似乎看穿了王以哲的心事，轻轻地叹了口气，解释道：“既然我东北已归顺南京，我又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学良就得听老蒋的。我虽为一人之下，可这一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该清楚，迈过他能行吗？眼下我已派人把情况报告给了总司令，老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先从外交解决。”
其实张学良当时对蒋的俯首听命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5年后他能在西安发动兵谏，难道眼下就不能迈过蒋介石，给东北军一个灵活应对的权限？更何况他当初归服南京，主要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并不愿把东三省的实际权力真正交还中央。而且就他本人性格而言，如果不是什么力量打动他的心，他是决不会拿东北，拿东北军，也拿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么大的赌注来冒这么一场风险的。
那么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他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呢？首先是他对时局判断的错误。当时的少帅年轻气盛，如日当空，正处在事业的顶峰，这虽对他巩固自己的东北大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饰了他的一个极大弱点，即对外交、政治上的复杂、艰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观点显得稚嫩。尤其当他看到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而关东军兵力又显得单薄时，总是一厢情愿地拿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作比较，因而也更轻信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整个东北大动刀兵，实行全面的武装占领。此时尽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军有可能以占领奉天为开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但他已完全听不进去了。其次，他感受到了蒋介石这颗巨树的荫庇。
想当初东北易帜，南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都大力支持了他。再加上他的果敢专断，及时处决了历来不把他小六子放在眼里、图谋倒戈的杨宇霆和常荫槐，终使一度飘摇动荡的东三省稳稳地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对这些，蒋没有一句责难之辞，仍旧一如既往支持着他。到了蒋、阎、冯中原大战，他慧眼观时局，巧辨利弊，在三方打得精疲力竭时，及时进兵关内，把东北军的砝码重重地压在了蒋介石的一边，不出2个月，中原大战以蒋的最后胜利而告终。正是由于他的入关，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使蒋介石对这位刚入而立之年的少帅除了敬重、感激外，甚至有再生父母之感。于是南京政府的高官任命、赞誉褒奖、特邀赴京等等荣誉都接踵而至。并在北平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委任他为代理委员长。这样，东北军的实力范围就不再囿于白山黑水之间，而是囊括了河北、热河、察哈尔及北平、天津六省、两市，使他独霸北方这半壁河山，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风云人物。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真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当初改旗易帜，投靠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太对了。
此外，蒋在官场上所施展的各种手腕，也使他对自己当初的易帜决定深信不疑。
1930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三届四中全会。张学良尽管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凭他挥兵入关，助蒋胜阎、冯，平叛石友三，实现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多年夙愿这一丰功伟绩，蒋介石竟派出专列，特邀他进京赴会。
沿津浦线南下，而立之年的少帅不但被秀美的中华大地所吸引，更使他难以忘怀的，是蒋总司令对他此行的重视和厚待。蒋除派国民政府要员张群等人亲往济南车站迎接外，铁路沿线各站，都有地方政府官员主持欢迎的场面，大标语“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赫然在目，令张学良激动不已。而这仅仅是个序幕。车到南京，张学良更陷入了赞美、恭维、令人倾慕的欢乐海洋中，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那天车到下关，蒋介石早已派来了专车迎候在那里。张学良在十几辆小车的簇拥下驰上了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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