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蒋介石亲率南京众大员陪同张学良拜谒中山陵。其间，蒋介石十分自然地把话拐到了两人的关系上。蒋十分动情地对张学良说：“咱们是兄弟，今后要患难与共，不分彼此。从今起我的卫队就是你的卫队。”这不但让众人对张学良更为刮目相看，也使为人仗义的张学良认识到：蒋公有恩就报，够义气，是个领袖人物。因而他对蒋介石的信赖感也更加重了几分，这种观点一直持续了5年。1933年他代蒋受过、通电下野，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直至西安事变后他在软禁中静下心来反复思索，这才真正发现在蒋介石眼中只有永久的利益而根本就没有永久的朋友。蒋这几年真是实实在在地利用了他，使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但那时的他对一切已无能为力了，只是在冤屈难平中感叹蒋政治手腕的高明。
如果仅把张学良当初听命中央完全归结为从蒋介石手中获益甚丰及对蒋的信赖，似乎还缺少些什么。对坐镇六省二市，统兵数10万的实力人物张学良来说，他对他自己的故乡，也是自己实力范围的东北，不会没有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张学良认为：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如要挑起争端，则可能导致大的战争。而日军虽然在东北兵力不多，但其国内兵力源源而至，则绝非东北一隅之力所能抵抗。当初改旗易帜，他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如今东北既已听命于中央，则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应有个整体考虑。而且日本人的不可一世、恃强骄横，更使怀有杀父之仇的张怒不可遏。他觉得，东北军如与中央和为一体，则更能增强力量与日本人抗衡，彻底打破日本人图谋东北的野心，所以遇事应听候中央指示。此外，当时的张学良对国联也抱有较大幻想，认为国联绝不会听任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国联放纵日本使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则世界各国会怎样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是不能坐视这则公约成为废纸的。这些，都使拥有重兵犹豫未定的张学良被捆住了手脚，造成了令他终身难以挽回的遗憾。
对这些，王以哲当然无从知晓，他只觉得这种事靠外交解决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他是一个军人、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他所需要的，只是军队力量的强盛和命令的合理、可行。
“印度的事业你知道吗？”望着沉默无言的王以哲，少帅言犹未尽地问道。
“知道一点儿。”王以哲心中不免有些纳闷。
“蒋要我多研究研究印度，效法圣雄甘地。对日本人就像甘地对英国人一样，采取不合作的办法。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办法。争取公理，留待国联裁决。”
张学良一时又有些神情黯然，“我原想回关外一趟，可有些事又使我未便成行。你还是快回奉天吧。遇事多和张辅帅、藏主席商量。”
王以哲退出协和医院后，一阵失望、凄然之感涌上心头。东北军坐镇一方，几十年征战，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今天却要外国人来保护。大帅要是地下有灵，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唉，让我回去怎么向弟兄们交待。
果然，军官会上，王以哲话没说完众人就先炸了锅：“遭受日本人攻击，不抵抗怎么能成呢？这不让我们睁着眼等死吗？”
“军人打仗就是要尽用手中武器。不还击，不抵抗，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见众人群情激奋，王以哲站起来摆了摆手，重复道：“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法子？我们要绝对服从，不要再为难副司令了。”
年轻气盛的旅部朱参谋站起来说道：“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可敌人来了，我们还走得了吗？走不了只有起来应战，应战又哪有不抵抗之理呢？”
……
王以哲认为众人说的有理，一时颇感为难。沉思良久，咬着牙说道：“不行的话，我们就来个见机行事。敌人来了我们就跑，实在不行也可以开枪迎击。但要保证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必要时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众人一时相对无言，表情复杂。既然旅长已经担了责任，做了退让，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命令总归是命令，军人对命令是没什么价钱可讲的。
会就这样有些沉闷地散了。
可赵镇藩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眼下，奉天城的日本人不但急运军火，大搞演习，还给在乡军人及日侨发放武器，大事训练，颇有些蠢蠢欲动之势。而7旅却被这道命令捆得死死的，连个整体计划都搞不出来。战事在即，何谈动员战备、筹措物资，更别说进入戒备状态了。看着周围的日本人像憋足了劲轰然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