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反过来看沿黄河流域的中国人，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交融思想非常强烈，凡事混淆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影射到生活中你看沿黄河流域的人凡事喜欢混为一谈，借钱不知道还，只有借钱意识，没有还债思想，这里的人们还处在“原始的理性”中。
这就是“合”与“分”的区别，在“合”的世界观里，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容易产生**，因为在他的思想意识里，财富的来源是混淆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思想就认为你的财富就是我的，从民众中收取税款是正当合理的，这种思想就导致官商不清，官民不清，官法不清，一切混为一谈的行为事是人非。
但是，在“分”的思想世界观里，理性思维是得不到认可的。西方哲学把“理性思维”定义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属于自然需求的认知结构，归于原始的价值取向，是自然科学的方fǎ_lùn，并没有上升到人性本应该到达的认知阶段。
苏格拉底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把哲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开来，因此而成就了专注于人类的学问，这里是人类文明的起点。而孔子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孔子的指路明灯只能是越照超黑，最终将人类引向歧途。
从中国学术语词标准上看，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理性思维”，什么是“人性思维”？这中间包括一些大知识分子，教授等等人士，在理解“理性思维”与“人性思维”上有本质的差异误读；其实什么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的定义范围只在置物质基础在前，置精神灵魂在后，以及否定精神灵魂的存在以“绝对物质”为条件的思维方式，就是“理性”思维方式。
而“人性思维”则反其道而行之，是置精神灵魂在前，置物质基础在后的思维方式。人性思维认定精神灵魂的存在，并以“绝对精神”为思维方法，客观的认识唯心世界，以第三人的角度观察其对应的人事问题，用第三只眼问题，用心思维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爱与智慧”的起点方法。
中国传统理学则不同，中国传统理学没能摆脱自然科学缚束，并且否定精神与灵魂的存在，以“绝对物质”为条件创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物质条件置于绝对前置的垄断位置，践行中国式的理性思维方法，这就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不要幻想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了，必死的文化必有其必死的道理。
中国人如果不能把思想上升到“三观”的境界，仍旧两只眼看世界，最终导致的不只是文化的落后，更多是文明程度的进步。
中国人已经为理性思维吃尽了苦头。
如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一人和尚有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等等社会人事现象。又如古代中国出现岳飞、文天祥似的英雄人物很多，但是你还能看到中国还多产吴三桂、汪精卫号的汉奸，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是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很容易让人走向极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左就右的思想，既而产生摇摆不定或不左就右的行为方式，所以你会看到袁崇焕从民族英雄到凌迟处死的结果，你也会看到洪秀全高呼着“天下为公”的基督教教义的平等思想，却践行着封建理学的皇统行为，同样你也看到洪承畴、曾国藩之类所谓的大儒们是如何帮主而杀戮平民的。
历史如镜，通照至理。
从历史进程不难看出中国人的理性思维为中国传统文明带来了福祉，也让中国人深受其苦。从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当一场战争即将暴发之前，必先寻找正当合理的理由为依托，借口“正义”的名义发动战争，或假借“神灵”的名义挑起事端，发动战争，这是持理性思维的人在“理”字的正义之下做出的无耐反应，并往往冠以“受尽压迫，奋起反抗”的头衔，高举正义大旗，起义反皇，却不理会在战争的铁蹄下人民的脊苦。
唐朝一次安史之乱可以致中原地区脊野千里，荒无人烟，几近人绝。
清朝洪秀全一人之乱，从战争开始到结束致使四亿中国人锐减至二点六亿人，创造了世界有历以来人类最大的自我灭绝战争，战争的破坏力超过欧洲人发动的一战、二战，造成因战争死亡人数超过一战、二战的总和，这才是绞肉机式的“正义”战争带给中国人的“正义”之果。
由此可见，中国人吃“理性思维”的亏已经无法用文字来表述了。
在“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中，“理”是最大的“仁义”，最重的“道德”，凡事皆“理”，因为你持有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就是“以事论事，以理论理”，将物质基础置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进程前沿，将“理”置于物事人非的前端，“究天理”，以理论理，就事论事，一切行为只看结果，不论人事，“人”只是随着一切事物发展进程而被动运转的“物质”而已。
大家都觉得好象这种思维方法很简洁明快，很正确明白。其实不然，这种“究天理，明人伦”的思想方法很容易置人性于不顾，忘记人伦的存在。
所以你会看到古代中国人打仗从来不讲究是不是民众居民区，越是民众的居民区越是战争惨烈，攻城略地只在夺取战争主动权，根本不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