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过去后，以为夏天总能见上一面，结果张佳乐即将升入高三，全校封闭补课，连手机都被集体上交。
孙哲平郁闷许久，还是只能表现出理解大度，为升学的压力让路。
每个少年都急着长大，或许期待的就是一份对生活的把握的从容，每个成年人怀念青春，想的却是当时那份无忧与被人荫蔽的感觉。大抵要独立，总要付出很多辛苦，难以两全。
于是整个高三，张佳乐跟孙哲平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变少，虽然张佳乐已经打定主意高三一毕业就去打职业，但校整体氛围严格得要死，有时候他都想辍学算了，但每次跟父母提这个话题都免不了一通好打。
看着他一落千丈的成绩，张父张母大概也知道他无心学习，铁了心要打职业，但这条路总是难走，没有保障，作为父母，总怀有点侥幸心理，希望他少年心性不定，早日回头是岸。
一个少年要独立，总是免不了与家庭的艰难对抗。这种对抗其实是有益而必须的，因为只有艰难破茧的蝴蝶才能成活，不坚定心性，并为之付出努力，一路顺风顺水，大概一辈子都难以剪断与原生家庭的精神脐带。
这种对抗有时候来的早，有时候来的晚。张佳乐和孙哲平无益是来得很早的那一类。
在张佳乐为自己的人生坐着艰难的抗争的时候，孙哲平也有意无意地走出了这一步。
联盟第一赛季果然如姚先念所说在这年冬天开赛，孙哲平开始刻意减少学校学习的时间，将更多的精力分配到了荣耀技术的磨炼和对联盟赛事的关注上，认真考虑着用游戏技术养活自己的可能性。
姚先念计划的战队终究没赶上第一赛季，毕竟好的职业选手难寻，没有一个好的核心，战队架子都搭不起来。于是只能盼着张佳乐早点毕业。
2016年6月，张佳乐终于从高考的地狱解脱出来，分数当然不是很好看的，父母也终于彻底明白了他的决心，放弃了让他上大学的期待。
张佳乐拿回自己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孙哲平打电话，意外地没有打通。以为他有什么事，就暂时把手机放到了一边，玩起了荣耀。
以为很快就会等到孙哲平回电的张佳乐终究是没有等到那个电话。他固执地等了一个通宵，胡思乱想了很多，远距离总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无限放大，不安与猜疑也是如影随形。
张佳乐想，第二天，如果第二天他回过来我就原谅他。
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
怒气值一再蓄积的时候，底线也被一次次放低。他想，他肯定遇到什么事了，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在无尽的忧虑与不安中，孙哲平的电话终于进来，他嗓子沙哑，声音疲惫，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变，他说，“我来找你。”
张佳乐突然不知道该说说些什么。那些愤怒和猜疑如潮水般退去，此时最想问出口的一句话是，“你还好吗？”
孙哲平说，“我很好，前所未有。”
张佳乐不肯相信，孙哲平却一再保证他说的是实话。
此时的孙哲平，站在保定郊外的国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满面风尘，无处投宿，刚刚在父亲的指挥下第一次独立完成给越野车换胎的任务，光着膀子，满手机油。
这一刻，他终于从家里连日的风暴中走了出来，觉得自己脱胎换骨，像个英雄。
他想，我终于可以勇敢地给喜欢的人打个电话，告诉他自己正在扼住命运的咽喉，然后他拿出手机，看到12个未接来电，手机直接就给吓掉了。
忐忑地回拨回去，在对方生气之前，果断地放大招说要去找他把人搞蒙，果然成功转移了对方的怒气，给了他一个交代陈情的机会。
于是孙哲平给他讲了这段时间以来自家发生的变故。
有时候，一个孩子在家庭中，仿佛显得无比重要。因为他是结晶，是传承，是纽带。但有的时候，他又往往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并非某些家庭大事决策者和参与者，更像一个局外人。
孙哲平知道父母要离婚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逼的。两年前在大理，两人还恩恩爱爱，回来后，他是有点忽略家庭氛围的变化，但没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这地步。
他以为会有什么外遇啊出轨啊之类的狗血八点档剧情，结果母亲只是平静地告诉他，“我们各自想要追求新的人生，不想在绑住对方。”
这是一句让还差两个月才满18岁的孙哲平很难理解的一句话，他问，“你们对对方没有感情了吗？”
母亲笑了笑，怜爱地摸了摸他的头，“当然是有的。但有的时候，感情并不是唯一重要的。”
两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浪漫的追梦青年，孙母要强硬一些，孙父要温软一些，但两个人共同的特质，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然而在结为家庭，有了孩子后，却要不停地为家庭妥协，这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大人做法，但十几年后，当他们回顾自身，发现自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成为了年轻时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
然后一个偶然的契机，孙母有了去国外发展的机会，迎来事业的第二春，孙父也终于下定决心，要实现年轻时候的梦想，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开间酒吧。这是他在大理时就萌发出来的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实施。在孙母提出要携全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