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资本的变化，二十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新式商业中出现了专营国产商品的经销商。经过历次反帝爱国、抵制洋货运动，过去专营洋货的经销商也逐渐扩大国货经营比重，并出现国货公司等组织。在进出口方面，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开始华商越过洋行自办茶叶、生丝出口，一九一九年又有人试行直接向国外办理进口。由于洋行势力根深蒂固，这种努力成效不大，但总算在某些商品上打破了洋行的垄断。抗日战争前上海进出口商行中，华商占百分之二十，但资力难与外商匹敌。在经营上，开始出现贸易公司组织，并向多种经营和批零兼营发展。中小零售商则趋向专业化。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八年经营“环球百货”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开幕，随即向各埠发展。一九二零年上海首见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继有纱布（见彩图）、面粉等交易所开市。民族工业发展后，出现工厂自设的发行所、分销处、外庄、办庄等，它们也是一种新式商业；二十年代它们开始发展联营，成为一种有力的竞销形式。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大量投入工业，有些新工业完全是由商业资本创建的，如西药商创建药厂，东洋庄创建橡胶厂，工商关系日益密切。
从全国来说，传统商业仍占很重。但它们也不同程度地资本主义化了。在粮行、药材行、绸缎行中都出现合股公司组织；盐商已不居重要地位；牙行制度有所改变和削弱。唯封建习俗在零售业和集镇、农村中仍保留着。
中国近代商业缺乏完整统计，总计约有一百多个行业，趋势是不断发展的。以上海为例，一九零零年前后有棉布商一百三四十家，五金商五十八家，百货商约一百家，西药商六家；到抗日战争前，棉布商增至七八百家，五金商八百九十七家，百货商约一千家，西药商一百六十五家，分别增长几倍乃至一二十倍。从业人员、资金、营业额等也都有相应增长。根据三十年代的一些调查估计，全国约有坐商一百六十四万户，从业人员八百五十九万人，另有行商三百一十二万人。估计一九三六年私人商业资本约达三十亿元。
官僚资本和商业投机化，一九二七年以后，出现另一种新的商业资本，即官僚商业资本。它是在政府实行金融垄断的基础上，凭借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首先插手的是出口贸易，一九三六年起先后垄断了钨、锑、锡的运销。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借口统制经济，实行多种物资的统购统销、公营专卖，独占丝、茶、桐油、羊毛、猪鬃的收购和出口，管制棉花、纱、布贸易。同时政府大官僚的私人商业也利用特权，投机垄断，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它们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垄断了部分进口贸易。
近代商业的投机性远较传统商业为大，象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城市本来就是个国际资本的投机市场。然而，整个商业的投机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的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的，到战后达到顶点。所有重要物资都变成投机筹码，正当交易停顿，城乡交流堵塞。工业资本也大量从事商业投机，生产停滞。城市集聚了大量游资，到处兴风作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市场面貌才有了改变。
影响中国当代商业史十五个决定：
张瑞敏砸冰箱：一九八五年，上任一年的青岛电冰箱厂厂长张瑞敏当众砸毁七十六台不合格冰箱，制造了这家现已是全球第四大白电制造商的第一个“传奇”。其他企业家身上也发生过类似故事：一九八零年，鲁冠球将价值四十三万元的产品当废品卖掉；尹家绪刚就任长安汽车总经理时，下令当众砸毁不合格汽车。对此后称雄世界的中国制造业来说，这无疑是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在商品短缺年代中国一代企业家质量意识的觉醒。
一汽三学丰田生产方式：一九七七年，日本十一家汽车公司组成的代表团在参观了一汽、上汽的车间后直率地对中国同行的管理和产品质量提出批评。这激发了一汽学习丰田生产方式（tps）的。一九七八年，在一汽厂长刘守华带队下，二十多位突击学了几句日语的管理精英在日本呆了半年。回国后，tps开始在一汽实施，并在中国汽车业内推广。此后在一九九零年代和二零零二年，又出现两次学习tps的热潮。对渴望掌握制造业制胜之秘的中国企业来说，这一杜绝浪费的精益生产模式很快成为它们的管理圭臬。
平安的国际化团队：没有哪家中国金融企业拥有像平安这样如此国际化的人才构成。在高层管理团队的十人中，有一半是来自海外的国际管理专才，国内保险业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外籍专家都在平安。如此大规模的引进始于一九九八年，这也促使平安在审计、精算和核保核赔等制度规范以及服务方面成为业内影随的对象。
李世鹤研发td-：一九九五年春，在美国一家大学的教室里，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与研究所总工程师李世鹤讨论四天后，决定开发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五年后，大唐集团提交的这一“中国标准”成为国际电联认可的3g通信三大方案之一。如今，一个由中移动为代表的新产业群业已形成。
思科起诉华为：二零零三年一月，思科决定在美国正式起诉华为，理由是侵犯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