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望着台下虔诚、激动、惊讶、茫然，表情复杂的一张张面孔，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现在本党的中心，还是要安定内乱，共党不除，难以抗日。当然对日本，我们也绝不屈服，但要讲策略，要会周旋，我们的外交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
他的这番话倒也实实在在展现了他当时的思想，但有一句话恐怕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日本3日真能灭亡中国吗？日后蒋介石曾讥讽“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其实当时他就十分清楚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他知道中国要击败日本不易，可弹丸小国日本要灭亡中国也是难上加难。他所以夸大其辞，无非是想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借口，这不过是他政治手腕中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他的心里，时刻都没有忘记他的老对手，中共和红军，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的心腹大患。早在1923年，中共就已被他摈出了合作的圈子。那年，他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苏时，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仔细观察，他发现：“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与恐怖的组织。”以他的话说，“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他还发现。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野心。这更坚定了他不与苏联、中共合作的态度。不合作，那就意味着只有消灭，他的政治观点历来如此。因而从这一天起，当时还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中共和苏联顾问便成了他开始算计的潜在对手。日后，随着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权势的不断升高，他的这种观念日趋强烈，最后终于导致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屠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年后，正是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上了专制和恐怖的道路。历史捉弄了国民党，也把当时贫弱的中国更进一步引向了黑暗。
实际上，他早看出了中共潜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他并不怕那些军阀实力派，几年间无数次的较量，各路实力人物、英雄好汉都无一例外地栽在了他的手下，但唯有中共始终是他平起平坐的一个对手。他对各军阀远交近攻、重金收买的手段曾屡试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却根本无法奏效。他明白这个具有自己的主义和信仰的组织如果发展下去，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也要把这个强健的幼虎扼杀在摇篮里。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他曾公开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荒谬、反动得令人称奇，这仍是他的一种策略。日后无论他对两广的李宗仁，西北的冯玉祥、还是对曾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殊功的19路军，他都是置日本人于不顾，以剿灭共产党而后快。他那种由于中共的叛乱而干扰了其抗日的借口在他所做所为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前后矛盾，他的政治私心，他的独裁统治决定了他只能走3年“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洋务主义老路，他也不是第二个曾国藩而已。
1923年他仇视苏联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领土野心。但20年后，正是他为了使苏联干涉中共，确保他在中国的统治，竟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承认了外蒙的独立，犯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的罪恶。
眼下，看着他的数十万正规部队对红军的“围剿”取得初步胜利时，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灭红军，消灭中共，彻底地了却他心中的隐患。对日本人，他认为时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固后。在中共这个心腹之患去除后，再去会日本人。那时，即使他败了，中国仍是他蒋介石的中国。
我们今天评价蒋介石，不应以极端的眼光看待他。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r的中国人，一个善与恶共存的人，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虽然他的一生有不少反动之处，但也有过对日本人绝不投降的闪光一刻。因此说他当时有意卖国，自然有失客观，人们也难于理解。就是做为一个平民百姓，他也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何况他还是中国的军政领袖，一个对中国古老的民族、悠久历史深感骄傲的人。
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他一直都在走着一条弯路。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外敌图谋中国不已的情况下，他却一门心思对内征剿，这毕竟是逆历史潮流的。逆历史潮流而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从蒋介石的一生来看，他还是颇有些民族心的。事实上，早年的蒋介石曾经是个民族主义者。当初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头脑中的民族主义思想使然。1904年，还是个17岁少年的蒋介石，便在宁波学习时，从他的启蒙教师顾清廉那里形成了“赴日留学，研究军事，献身民族事业”的民族思想雏型。日后他曾公开袒露过他少年时的那种富国强兵的梦想，他说：“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愤乡里土豪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在那时看到日本以上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奋图强，战胜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