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华联，先凭会员证买票，洋三角半，买票后加挂号，等了一个多时辰号才等到，再向合作社掉号码才得入三楼理发。这是一个仅有几张理发椅和几块镜子的小屋子，均臣坐在理发椅上，看着对面的镜子，刚从乡下来时的那个土里土气的黄口小儿，已然变成一个成熟少年，脸长的并不英俊，但比以前更加有型了，暗疮也开始爬上了脑门和脸颊，那双单眼皮下的眼睛显得坚定而忧郁。理发师是个扬州小三子[1]，人和蔼客气，手脚利落，不出廿分钟，已将均臣那乱蓬蓬的冲天发，修理成了个左偏分，头发斜着向后吹梳过去，刷了些许生发油和发蜡后，立时丝丝入扣光泽亮丽，光鲜得让人有些怪不好意思的。出了理发室，两人就去了旁边的医务室打防疫针，医务室门口张贴着一张卫生局的布告：
预防天花施种牛痘
牛痘每三年需覆种一次。每年自阳历十月至四月。于各卫生分局施种。华人及贫困西人。皆可前往施种。地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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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务室外排队就排了一个多钟头，打防疫针的大夫，一位戴眼镜戴口罩的男医生，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针打的又快又疼，疼得两人眼泪都要挤出来了，没两分钟就从医务室出来。他们又来到楼上的华联图书馆，均臣用会员证借了两本书，一本是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另一本是蒋中正的《西安蒙难日记》。待他们从华联出来，已经是绸雨迟迟了。
沿着爱多亚路向东走，街道在时停时续的细雨中洁净且安详，他们边走便小声聊着。快到外滩时，路旁的台阶上坐了几个无所事事的小阿飞，年龄跟他们差不多，见到裕元和均臣那油光可鉴的头发竟齐声唱起来：“报告总司令，来个阿墨林，头搽凡士林，面孔百雀龄……”，显然，他们的“秀发”掩饰不了均臣脚下那双素布鞋的乡土气，让人奚落得无地自容，只好快步向前行。不自觉地已经来到了外滩，一艘从大来码头开来的美商福迪汽车公司的小火轮刚刚在他们眼前驶过，繁忙的黄浦江上有许多轮船、驳船、舢板在穿梭。此外，还停泊了许多大小兵舰，伸着长角似的火炮，贴着红膏的太阳旗，还有一只很大的灰色舰，裕元说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掠去的。两个人默默地看着裹挟泥沙的混沌江水的波涛，心里念的还是正在战云绵漫之中的家乡。
就这样他们在江边呆了近两个钟，淫雨早已停了，天也晴了，但已是夕阳西下的辰光，整个外滩被夕阳覆盖，一幢幢大楼被镶嵌出金边，投射出巨大的黑影，倒在江边的街道上。他们沿着天津路返回，路过恆利银行大樓前，一架黄包车停于门口，有二个日本女人从黃包車上下来，但竟想不付車資下車径直而去，車伕急得將二女攔住，二女卻厚著臉皮定要走開，車伕急得攔東攔西，最后二女總算拿出一元。車伕得錢后，立刻鼠竄而逃，边跑边回头只恐日女使其他日人追来。跑到一半，不小心撞到电线杆上，摔倒在地，黄包车也翻侧了，众路人击掌大笑不已。不远处的維多利亞飯店，一块大型霓虹灯招牌闪耀着一男一女跳舞的图案，里面传出悅耳的歌聲和悠扬的奏樂，隨著晚風飄蕩，渐渐已有一些男女们御着亮丽的西装旗袍出出进进，舞池裡的俊男美女们款款搂抱着，开始了酒醉金迷的一夜。这箱边，那车夫擦着手上摔出的血，收拾着摔坏的黄包车，在人们幸灾乐祸的目光中，悻悻而去……。
晚上，均臣坐在阁楼里昏暗的灯光下，读着刚借的那本《大上海的毀滅》，书中讲述的正是九年前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滬淞“一二八”之役，敵我軍事實力之懸殊，機械與肉體的搏斗和屠殺之残酷，还有当时上海租界上依旧醉生梦死的一羣。书中的一幕幕加上下午看到的一切，令均臣瀝然淚下。寧波就要被沦陷，出亡的同胞和苦战将士正在千钧一发中，殖民者在这个土地上鱼肉着人民，可同时，上海这个大部分区县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在租界里仅尚苟且保存有限自由的孤岛，这个命悬一线却混不理的东方冒险家乐园，仍熏染着许多人變成浮生若夢的醉漢，賺錢享樂、汽車洋房、灯红酒绿。他们熟视无睹于同胞的被欺凌，无视于战场上的残酷厮杀，每次华军用千百条生命换来的一场勝仗，他們也不過淡淡说一句“中國軍隊不退班”。放下《大上海的毁灭》，又拿起下午同时借的那本《西安蒙难日记》，这本书均臣已经看了十五遍，上面的一句话让他反复寻思，“耶和华上帝说人须百忍，必能得福”，抗战就是整个民族在万劫不复的强忍中，坚持到最终的胜利。“最终胜利”好像任何一个国人都这样认为，但到底战争要拖多长时间，要牺牲多少生命，还要经历多大灾难，谁心里都没有底。均臣，这个刚来到上海的十六岁乡下少年郎，心中充满了新奇、渴望、不解、迷茫和担忧，这个庞大得像张无尽的蜘蛛网一样神秘的城市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在少年的均臣面前将慢慢展开。
新华五金店的职员赵先生来了，说是要一起做夜饭吃，便喊均臣去买墨鱼。均臣去附近小菜场买了一元墨鱼共有四只，倒是又大又新鲜。找钱时收了二个五分国币，但因已破烂，怕一时都用不了，他就又在河南路口的烟纸店久福记买了一小包白糖，好在久福记的伙计没注意，两个破烂钱就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