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是劝文帝不要轻易废长立幼，李纲得以升迁而元旻惨遭处罚呢？笔者认为不可单归因于杨素的用计，因为毕竟彼时正处于太子之争的风口浪尖处，各集团皆有各自的利益，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后人应该从这几位卷入太子之争的大臣的言论中学习到一些说话的艺术，从他们几人的命运变化中，我们或许能得到一点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首先来回顾一下元旻在面对隋文帝时说了什么。元旻说：“废立大事，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这句话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道理诚然不假，皇帝一诺值千金，自然不可随意出尔反尔。但是此语最大的漏洞在于只把罪责归咎到杨坚一人。元旻说“诏旨若行”也好，说“后悔无及”也好，说“谗言罔极”也好，话虽讲得不错，但皆是针对隋文帝的种种行为而发，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越说此举不对隋文帝越不会采纳，因为隋文帝一旦采纳，自己贵为堂堂一国之君，诚信和尊严焉得搁置？在古代皇权至上的大体制下，像元旻这样的劝谏无疑是正撞到枪口之上。在现代生活中，虽不是君权至上，但我们在劝谏他人时，尤其是在劝谏上级领导时，更需根据他人的性格特点时刻注意调整自己的言辞。心理学上讲，自尊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维护自尊更是人的本能，所以如果对方是一个对自己的形象、尊严特别在意的人，那么笔者认为最好不要直接揭开对方的伤疤。不揭开伤疤不代表不指出错误，而是应该旁敲侧击，循循善诱，比如用故事讽喻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在思想最为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礼乐制度的破坏和传统井田的崩溃给思想界的活跃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各谋士之间的唇枪舌战，除了为各诸侯国的称霸伟业服务，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经典片段，仅《战国策》一书所记载的劝说成功案例就有《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等等。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是唐代中期诗人张籍《节妇吟》中的名句，这句诗哀怨凄婉，看似是表达少妇之怨，实际上是写给当时的一个节度使的。这位节度使叫李师道。唐朝中后期，藩镇林立，各节度使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李师道也不例外，所以就想邀请张籍为他效力。怎奈何张籍是坚定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拥护者，面对如此赏识自己的师道，张籍只好用这样一句闺中女子的话语婉拒了李师道的盛情，也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千古佳句。所以劝说有艺术，说话讲技巧，这是每个人都应学会的本领。
相比元旻，李纲的话显然更有优势。李纲说的话很多，但成功处有两点。第一，李纲没有把话锋直接对准隋文帝杨坚，而是为他分析了太子种种丑恶行为的客观原因。需注意的是，李纲在杨坚面前痛斥唐令则、邹文腾，最终目的依然是告诉文帝用人有误，但他先将唐、邹两人摆出来，再说文帝用人有误，一则论证有理有据，且维护了杨坚的尊严；二则使自己站在一个客观分析的角度上，并不带任何偏私之嫌。第二个成功点是李纲在指出失误的同时，给出了自己的办法——择正人辅之。且不论这个方法有效与否，至少李纲在意识到问题的同时给出了自己方案，这样一来他呈现给隋文帝杨坚的就是一个客观公正、全心全意为太子废立之事考虑的形象。经过了前文的铺垫，李纲在结尾直截了当地指出是“陛下之过”自然就不会引起文帝的恼怒了。
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物质条件高度发达的社会，但却常常屈从于生活的压力，让自己变得暴躁、易怒、自私，苛求事事都该顺心，殊不知办法永远比抱怨重要，立刻行动永远比空谈大道重要。《汉书·礼乐志》中所说“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就是此理。在和别人闲谈聊天、商讨事务时，切记用理性的办法代替无谓的呐喊。
李纲虽然得到了升迁，但是隋文帝杨坚依然没有改变最初的想法。杨勇发现朝中为自己说话的大臣已经无法带来太大的改变之后，决定用实际行动做最后一搏。
杨勇虽然被废，但仍然被杨坚囚禁在故地东宫，此时杨广刚刚被立为太子不久，他在东宫内外安插了很多眼线，时刻监控着杨勇的一举一动。杨勇此前数次要求面见父亲杨坚，要当面陈述，一方面是认错，另一方面是求情。杨广当然不会允许杨勇见到杨坚的面，所以就利用安插在东宫的这些眼线，控制住通道，断绝了杨勇与杨坚的交流。
杨勇没办法，只得采取了第二个办法——装疯。但实际上这一招，往往起不了太大作用。《水浒传》里的宋江，在江州浔阳楼因题反诗被通判黄文炳揭发。戴宗建议让宋江装疯卖傻，结果知府蔡得章来要人的时候，发现宋江在屎尿堆里爬，大喊：“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杀你这般鸟人！”书中描写得颇为形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