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它试图洞察的不是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在现实际遇中的种种外在困惑，而是他们带着心理记忆和文化积淀在谋求理想过程中的内在创伤。这种创伤不是用一般故事的因果律可以透彻地表达，它必须在错位、反抗、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中得以折射。
为了达到这种心灵的真实性，以适应作家对同时代人生存苦难的独特理解，东西机智地选择了反讽和诙谐的语流。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叙事场景是：为了讨论父亲是否已死亡，母亲竟要求我们全家进行举手表决；当凌辱牛红梅的宁门牙被枪决，牛红梅却用唱歌和朗诵来排遣心中的不快；杨春光为了消除与牛红梅之间的爱情余患，竟选择与妻子进行羽毛球比赛，促成了牛红梅的流产，而且在流产之后，他还邀请一帮朋友为流掉的孩子开追悼会；金大印依靠马艳的三封信，竟然真的完成了作为英雄的角色体验这些看似乖张的细节，实际上以反讽的方式动摇了生活的绝对性，改变了生存的必然性逻辑，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生活的另一种真实场景。母亲要全家人举手，证明父亲的存在与否，是为了更深地表达自己对失去丈夫的恐惧，谋求苦难来临前的心理支撑，所以当她看到只有牛翠柏站在她一起时，她那伤心的泪水已预示着这个家庭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杨春光在自己的计划完成之后，为掩饰阴谋被揭露的尴尬，用一场滑稽的追悼会实则是一个庆祝会来安慰内心的道德谴责，周时也修饰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嘲讽的力量不言而喻。金大印在卑微的生活里过了半辈子，他接受的是被人忽略、没有爱与关怀的生存现实，他仅有的生活乐趣就是抓抓小偷，听小偷叫他几声爸爸。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理想人生的向往与追求，所以当一封读者来信进入他的视野，他便从一种人生价值被肯定的契机中开始了对不平凡生活的打探。所以马艳的三封信在把他推向一种全新生活时，也向我们剖开了更深一层的人性：人的崇高行为与庸常人性永远交织在一起。作为质朴的劳动者，金大印不可能用“英雄”的桂冠稀释掉内在的顽劣。“英雄”只是作者敲开金大印内在人格的一个道具，或者说给金大印的一生涂上了一层幽默的光亮。最具有深刻意义的还在于有关牛红梅参加按摩培训中心的描述，通过反义词的教学与训练，把现实的存在与心灵的存在、虚伪的表象与赤裸的内心、理性秩序与本能要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反讽物欲现实的审美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又带着深刻的隐喻功能。
同时，从更广泛的生存背影上，这种叙事还颠覆了我们历来所仰仗的两种思维方式：
一是逻辑，二是道德。从逻辑出发，我们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因果联系，而对在因果性之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道德出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做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彼岸的真实生活懵然无知。关于此点，请参阅周四平小说的智慧，载于天涯1997年6月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籍制了作家艺术的能动再创造，也使许多小说无法摆脱现实的拘囿而走向平面化和平庸化。东西聪明就聪明在他敢于挑战这种模式，突破逻辑的制约，在不可能的地方开辟艺术的可能性，使人物在一些似真非真、又像又不像的地方凸现自己的灵魂，剖示自已的人性本质，同时也使叙述获得了艺术特有的灵性。尤其是小说中大量关于“文革”语录的袭用，尽管失去了社会土壤的滋生，显得滑稽而玩世不恭，但它同样证明了历史记忆对人性的潜在规约，反讽和批判的锋芒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道德，这个令人生畏的社会学语汇，在耳光响亮中无疑被暂时地悬置起来。因为在东西看来，无论是牛青松打金大印，还是叫宁门牙强暴自己的姐姐；也无论是杨春光不爱牛红梅，牛翠柏出卖姐姐，都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来进行评判。尤其是最后有关牛红梅与金大印结婚的那份合同书，不仅把婚姻与责任、条件、交易统统组构在一起，也把苦难、无奈与希望缠绕在一起，远不是道德所能注解的。生存的苦难和人性的悲剧，一旦纳入道德的律令中就显得非常单纯，而实质上，生命的不朽与繁复远远在于道德之外。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对耳光响亮中的人物进行好坏的判析，不仅没有意义，也曲解了小说本身。
不应该忘记的还有语言。这是东西作为一个颇具潜力的作家所拥有的丰厚资产，也是我们看到耳光响亮后觉得异常鲜美的另一个关键所在。遍布在这部小说中的，除了东西极为姻熟的诙谐与反讽之外，还有他对叙述准确性的刻意追求，对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逼近，对小说审美信息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开发和探索。这从小说的开头就可以看出。在叙述的一开始，作者就让牛翠柏以倒着行走的方式抛开记忆叙事惯用的“多少年之后，当我回想起某年某月”之类的腔调，让故事跟着叙述者以行动而不是想象的方式进入历史。这里，叙述者用他“在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