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里，由于工作繁忙，我和阿莲都是用电话联系。♀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我很少去她租住在仓山的家。每次去看到这一对患难中的母女，我都暗自落泪。娜娜越来越消瘦，头发没有再长上来，她的皮肤苍白得几乎透明。每次去她都缠着我，要我讲故事，她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膝盖支着下巴，眼睛亮晶晶地。然而，她听不到几分钟，就睡着了。我把她抱放到床上，悄悄地擦去眼泪。
阿莲很少说话，她脸颊塌陷，头发干枯，神情木然。25岁的她看起来像52岁一样苍老而疲惫。
每次去，我都会偷偷地揭开锅盖，看看这一对母女在吃什么，她们除了青菜就是土豆，连豆腐都没有。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偷偷放在娜娜枕下，然后离去。
那年的九月份，我一直在闽北采访。闽北的十万亩山林被有关部门强制拍卖给了个人，而这个人竟是当地林业部门的领导。通过采访，我还得知了这位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所谓领导伪造档案和文凭混进了公务员队伍，靠行贿而获取了显赫职位。♀而在他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官场利益链条。我走访了上百位知情人，记录了几万字的采访笔记。回到福州，写好稿件，准备刊登。然而，我前脚回福州，他们已经后脚跟来。他们开着一辆三菱越野车，车上放着50万元，他们把50万元放在报社领导的办公桌上，请高抬贵手。报社领导收下了钱，将我的稿件放置在垃圾箱里。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我想象过自己好多次在报社大吵大闹揭穿黑幕然后摔门而出的壮举，但是，为了生活，我只能委曲求全。我不想再去采访，不想再冒着生命危险去做那些轰动的稿件。我学会了得过且过。
有一天，我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想心思，突然接到报社电话，一位本地女子通过和一名台湾男子假结婚，想私渡去台湾，被边防派出所抓获。我不想去采访，我对这个报社已经失去了信心，我在随时等待着机会离开。可是，他们说，这种稿件只有我做才最合适，因为里面有情感的成分。推辞不过，我只好去了。
在派出所，我见到了破获此案的民警，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说，那个男子是台湾高雄人，在福州一家外企做工程师，已经50多岁了，台湾有妻子。♀而那个女子是福州本地人，25岁。
我说，带那个女子进来，让我见见，我想采访，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子都喜欢去外面？
门外想起拖沓而冗长的脚步声，那名女子进来了。我没有想到，她竟是阿莲。
阿莲说，台湾男子就是经常去她家的那个皮肤黝黑的人。他很好，人很善良。她并不想和他结婚，他有家庭，她不想破坏他的家庭。她只是想让他把她带到台湾。她没有文凭，在福州找不到工作，她想去台湾打工，台湾工资高。娜娜患病期间，她借了别人好多钱，她要去台湾打工赚钱。
我问，娜娜呢？
阿莲迟疑了一下，说，死了。就在上个月。
看着满脸愁苦的阿莲，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阿莲走出去后，我悄悄地问民警，阿莲会受到怎样地处罚？
民警说，最少要判半年劳教，劳教地点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
此后，阿莲去了闽北。
在我离开福州前，我曾经专门去闽北所有的劳教农场找过她，警察们都告诉我说，没有叫林凤莲这个名字的人。
从她的朋友那里，我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不知道她是否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第三章：京榕的故事
在我认识的众多留守女人中，京榕不像媚娘和阿莲她们那样美艳逼人，但她的真诚，她的纯静，她身上流溢的一种清洁的学生气质，仍然让人一见难忘。她总像孩子一样大声说话，大声欢笑，她的眼睛总像孩子一样明亮清纯，清澈见底。
然而，没有人了解那双明亮的眼睛背后，潜藏的深深忧伤。
京榕是霞浦人。霞浦是福建东部毗邻大海的一个小县，那里同样土壤贫瘠生活苦寒。那里人们的全部收入依靠渔业，然而近海一带由于几十年来毫无节制地滥捕和没有约束的污染，早就没有鱼虾可以捕猎，无奈，他们只好把小舢板划到东南亚一带，一路饱受风浪颠簸。他们冒着死亡的威胁来到东南亚，却遭到当地军方的驱逐和追杀，他们刚刚撒下渔网又惶惶收起，在隆隆的炮声中吱呀呀地拼命划着小舢板向家园的方向逃窜，能够捡回一条命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曾经有一次，我为了写一篇反映当代渔民生活的稿件，坐上一条渔船和渔民们在大海中漂泊了六天。那是当地最好的渔船，所有的船工却也只有八个。那条渔船一直划到与印尼交界的公海海域，尚未撒网就被印尼军方发现，结果，我们被强行扣留了三天。三天内，我们粒米未进，三天后，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被收缴，才被放行。
霞浦没有出国的传统。生活难以为继的人们只好来到内地更大的城市打工。许多渔民转行从事着建筑业、搬运工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而女人也同样走出家门，到别人的城市里讨生活。据说，在福州的清晨，站立在十字路口肩头扛着铁锨手中拿着瓦刀等待雇主找来的民工，大多数都是百里之外的霞浦人；而那些在福州的风月场中依门卖笑操持着皮肉生涯的，也不乏霞浦女人。
霞浦很